泉港红色人物：唐言福

　　唐言福（1912-1962）又名唐腾飞，化名陈鹏，今泉港区山腰街道新宅社区人。1929年7月，任惠安县学生联合会主席，联合八所学校开展清算“包税”斗争。

　　1929年9月14日，福建省委批准成立中共惠安县委员会的同时，又批准正式成立共青团惠安县委员会，唐言福是共青团县委委员之一。1930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接受任务任中共惠安县委会惠北特派员，回惠北农村开展地下工作；9月参加“惠安暴动”惠北领导工作。

　　1931年春，因“惠安暴动”失利与党失去联系，唐言福续读于省立龙溪职业中学高中测量科，在校因组建团组织、闹学潮被通缉。辗转至晋江与党组织接上关系，在组织的安排下，唐言福在池店村南薰小学建立晋江农村第一个基层党组织，并担任支部书记。他们积极开展地下组织活动，使革命火种得到不断传播。经中共厦门中心市委批准返回惠安恢复党、团组织。同年6月，中共惠安县委迁址山腰荷池村，唐言福任中共惠安县委委员兼共青团惠安县委书记。
　　1932年2月，蔡协民、李文端、唐言福、庄毓英、朱汉膺等在三朱昆山寺举行“惠北抗捐大同盟”成立大会。大会由唐言福主持，新任中共惠安县委书记李文端作抗捐斗争动员报告。有游击队和十八乡、山腰、坝头，瓦厝（荷池）等地农民代表、开明乡绅及“四八”“五三”帮会代表40多人全副武装参加。由唐言福任“惠北抗捐大同盟”领导人，团结形成抗捐统一战线，增强抗捐武装力量。
　　随即，县委领导人又在岩山祥云寺召开“惠北抗捐大同盟”工作会议，对抗捐时间、主攻点以及宣传工作等具体问题，作细致的研究和分工。为了反抗陈某辉的反革命武装，决定把原有不定编不脱产的工农武装，组建成立由县委直接掌握的一支以40多名游击队员为骨干的武装队伍——福建工农红军惠安游击支队，队长庄毓英，政委陈鹏(即唐言福)。同时，组编群众武装400人。会后分头行动，老红军朱汉膺、唐言福、陈兴桂等人深入惠安县惠北的荷池、郭厝、峰尾、施厝、涂坑、涂岭、路口一带，传达贯彻“惠北抗捐大同盟”会议精神，宣传发动群众，发展扩大武装队伍。
　　1932年3月4日，国民党惠安驻军陈某辉部共 200多人的匪军，为强迫惠北群众“认捐”，进驻惠北三朱乡的溪墘村、后林村，连部设在后林祠堂。匪兵一进村就劈门破户，肆行抢劫群众财产，如溪墘村朱家被抢去财产共计二千元，朱二春家被敲剥千余元，并酿成“三朱事件”，经过一天的血战，抗捐群众张有财等三人受伤，乡绅朱丁元、顶坑内陈其昭兄弟等四人被抓，拘禁于坝头馆仔。陈某辉部施德城攻占后张、前黄、前烧、三朱等村，沿途烧杀掳掠，十室九空，杀害无辜群众四人。3月13日，中共惠安县委在三朱后宅村召开会议，决定翌日全面发动惠北武装抗捐，并确定进军路线。14日，在三朱都巡村樟树下召开由武装队伍和工农群众参加的抗捐誓师大会。三朱村周围十八乡及山腰、坝头、郭厝各阶层群众和农民武装队伍约3000人汇集于此。一场大规模的惠北农民抗捐斗争拉开序幕。

　　其中第三路人员由党掌握的30多名游击队员组成，并以其为核心，组织武装骨干队伍300多人，由“惠北抗捐大同盟”总指挥唐言福带领，以圆通寺为临时指挥部，从圆通寺出发经石湖岭、古县下龙尾、坑内村绕后路包围陈某辉部驻守在坝头的一个营，激战3天，击毙匪兵30多人，解救被捕乡绅多人，缴获枪械50多支，给国民党反动当局及土豪以沉重打击，取得了惠北武装抗捐的胜利，推动了惠安革命斗争的急速发展。
　　4月25日，敌南辋（辋川）区施德诚营五个匪兵，由收捐员吴晚生带路到十八乡下后郭村收捐。李文端、唐言福、李昭秀、庄毓英等闻讯率领二名游击队员埋伏于尖峰山、许桥溪伏击，处决收捐员，五名匪兵经教育后释放。

　　震撼福建的惠北农民抗捐暴动，经3个多月的艰苦斗争，终于取得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的胜利。惠北抗捐斗争是继“惠安暴动”之后，福建党组织领导的又一次较大规模农民革命武装斗争，给予反动军阀陈某辉所部及当地土豪以沉重打击，并由此产生一支拥有数十人组成的工农红军游击队，列编闽南工农红军游击队第2支队。

　　1933年秋，厦门中心市委委派唐言福、吴乌到岭兜、内寮、田芷召开党代会，成立中共晋南县委，从此岭兜成为中共晋南县委驻地，发动群众开展抗丁、抗粮、抗税斗争，并组织以尤大斧为队长的武装游击队，发动对敌武装攻击。

　　1934年夏，唐言福任青年团厦门市委、共青团福建省委组织部长。在此期间，唐言福又到中共闽越边区特委协助工作，也曾受厦门中心市委委派到安溪巡视。中共安溪中心县委在佛仔格召开会议，唐言福传达了中共厦门市委关于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动“闽变”（十九路军将领在福建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革命政府”，公开与蒋介石决裂，史称“闽变”）的性质和党的斗争策略及工作方针等，决定利用“阅变”的有利时机，加紧发展革命力量，组织群众，扩大武装，实行土地革命，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游击根据地。
　　1935年间，唐言福在厦门闽南反帝大同盟和市、省委工作。是年冬，回惠安进行恢复党组织的工作，在三朱、洪厝坑等地隐蔽，与出福元等共同开辟新区。此期间，惠安革命形势处于低潮，加上国民党政府实行保甲制度，群众怕连累，给隐蔽带来一定的困难。

　　1936年冬，唐言福到越南西贡，先后任越共华侨特委书记、华侨救国总会理事、华侨归国服务团团长、西贡民先学校校长，从事教育工作。期间一度被捕入狱，失去组织关系。

　　1939年秋至1940年7月，担任越南华侨救国总会理事、越南华侨归国服务团团长。同年7月至1941年7月，担任越南西贡民先小学校长，从事教育工作。在此期间，他曾被捕入狱，饱尝异国他乡牢狱之苦，后得救。
　　1941年7月，唐言福辗转回国，在广西桂林、适江合山煤矿公司做小买卖，后担任合山公司子弟学校主任。1944年11月至1949年4月间，他先在广西宣山，后奔波于柳州、香港、厦门、海澄、晋江、越南，一面当难民当挑夫当小贩，当小学教师，一面开展群众工作，寻找组织，最后终于找到了中共华南局。其困难艰苦的生活，令人难以想象。有一度唐言福在厦门海口近码头处经营“柴行”，请家乡的侄儿唐友枝等为“伙计”，自当“老板”作为掩护，寻找组织。为避敌人的缉捕，夜间常在柴垛上搭铺，过着“卧薪尝胆”的艰苦生活。
　　1949年初，他从越南回国，北上北平。一年半时间，曾寄寓于中央统战部招待所，进入北京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三部学习。在这里结识了同校学习的王家琨女士。1949年10月1日，他俩参加了国庆典礼，同日举行婚礼，从此唐言福既回到了革命大家，又建立了革命小家。

　　1950年3月以后，他先后被分配到天津政治学校研究室、天津第五区公所人民代表会议、第三区公所办公室当干事。1951年3月，回福建在福建省革大校部教育科当干事。此后直至1957年，曾担任福建中教暑期学委会第五分会办公室指导员，又曾在福州区高校学委会、福州大学工作，兼“打虎队”队长及省教具厂经理、福州工业学校教员兼文史地研究室主任、福州第三中学教员兼政治教研组组长、福州第六中学教员兼高三班主任。1957年，升任福州市教育局副局长。1962年10月，唐言福病故于福州，享年五十岁。